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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代宁远卫屯田初探

  □ 袁少波
  卫所制是朱元璋创建的明代常备军建军制度,在成祖、仁宗时期最为兴盛。卫所制融汇了唐府兵制的建军思想和制度特点,把按卫所编制的世袭服役军士同屯田紧密结合起来。其目的是,以世袭军士保证兵源充足。并按卫所单位,根据战略部署分散戍屯,以保证随时抗御外来侵扰和维护当地社会稳定。军队就地屯田,以减轻国家养兵的沉重负担。卫所制和军屯制的实行,构成了明代地方管理的主要特色。
  洪武初年,明朝中央政府设置定辽卫,不久改为辽东都指挥使司(简称辽东都司),驻辽阳。辽东都司下设25卫,卫下分别设千户所、百户所。辖境西起山海关,东到鸭绿江,北自开原城,南到旅顺口。都指挥使司不仅是分兵驻防,而且分疆辖土,以地为治,全面管理辽东地区。
  洪武四年(1371)明军入辽后,推行军屯政策,即组织戍卒及百姓垦殖荒地,以备军需。此后,随着军屯的不断扩大,到洪武二十八年(1395),辽东定辽等21卫军队已基本达到“自食”。到洪武三十年(1397),辽东军饷甚至“颇有盈余”。辽东军屯的全面实行,不仅各卫所正规军屯种田地,而且,王府护卫军丁、马驿及递运所的旗军等也都参与屯田。
  明初的屯田,由于当时形势所限,“元季兵寇残破,居民散之,辽阳州郡,鞠为榛莽。”明廷根本无力供养驻守在这里的十几万官兵。只能靠海运从内地向辽东运送军需。不仅人力、运力、物力负担过重,而且海运又极不安全,沉船溺海事故屡屡发生。为了保证军队长期驻守,不得不在辽东地区实行大规模军屯。
  据史料记载,当时的辽东都司及所属各卫所,除了担负军事任务外,还兼有一般地方衙门的行政职能。就像内地的府、州、县等各级衙署一样,具有劝农课田、减灾济荒等责任。这是一种较为特殊的军政合一的封建统治形式。它的存在,对辽东地区的农业经济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和作用。
  宣德三年(1428),宁远开始建城设卫。正统七年(1442),辽东镇指挥佥事毕恭建立辽东镇长城,并实施军屯制度。嘉靖四十四年(1565),辽东巡抚王之诰大兴屯田,规定“每营垦田五十顷,役军四百人。列上便宜八事,行之。”
  万历初期,屯田实行得并不好,田地大多为“势豪所侵占,而贫弱军,以无田包有田,少田包多田者往往而是,以此补贴愈众,逃亡日多。”当时,辽东地区屯田无几,人们大都逃往东山(清河城以东)一带。
  万历三十七年1609),熊廷弼经略辽东,开始改革这一弊端,实行新的屯田法,使逃亡的大批边民又返回故里,从事农耕。各卫所“督兵耕种,查结牛种,收租为饷,令其且耕且战,军分一份(五十亩)”的军屯制度。与此同时,大力实行“民屯”制,规定“其余不尽土地,多方招人承佃,听其各择所便,开坐亩段告领户,由开垦耕种随其所佃亩数纳税,量宽二年,以为牛县子种之费,候三年成熟与现行科粮事例一体征纳。”民屯以堡为中心,采取“井”字形分片作业。耕民在田间劳作时,如遇警即携农具入城自守。今兴城市曹庄镇的大英堡、小英堡、羊安乡的羊安堡等多处耕地,就是当时的屯田。
  天启初,大学士孙承宗督师蓟辽,修城缮堡,练兵屯田,收效显著。据史料载:“承宗在关四年,前后修复大城九,堡四十五,练兵十一万……拓地四百里,开屯五千顷,岁入十五。”这里的开屯即指军屯。据统计,天启三年(1623),宁远卫的中前所、前屯、中后所、中右所、宁远等五座卫所共屯田5000顷。
  袁崇焕驻守宁远期间,多次疏请屯田。第一次“具疏请屯田,皇上郑重其事,令从容酌议”。第二次上疏,详细说明屯田利弊。他总结出屯田“七便”和不屯田“七弊”。七便:即有“虚冒之法不得行”;“兵以屯为业,久之化客兵为土著”不必征调;可以淘汰游手好闲之辈;屯田练兵两不误;有草有粮,人马不疾困,兵有粮饷,庐舍得以休整等。不屯田七弊:即有运输周折、疲惫,国库减少了储备;有粮食腐烂、粮贩掺杂使假;辽地粮食高价;粮饷不及时,兵士不安心、不稳定,多有逃亡,食物不多。袁崇焕认为:屯田“如这而不成,有三尺在;其或以意桡成者,亦有三尺在”。天启帝对当时的屯田是有顾虑的,他担心影响防御。但是,他看到袁崇焕的决心很大,最后说“该抚饶为之,亦善为之”。
  袁崇焕在练兵造械,整饬军备的同时,大力垦荒屯田,收益颇丰。他在一首描写边塞生活的《边雨》诗中说:“颇幸屯田今岁熟,先期十日已收成。”依靠垦荒屯田,增强边备,不仅使宁远成为“商旅辐辏,远近望为乐土”的关外重镇,而且构建起了坚固的关宁锦防线。
  崇祯二年(1629)初,辽东发生大旱,赤地千里。袁崇焕为团结蒙古各部落共同抗击后金(清),在边上开设粮市、马市,以粮换马,扩充军需,同时帮助蒙古东部灾民度过饥荒。但此举不久被朝廷严令禁止。是年,廷臣给事中汪始亭极论盗屯损饷之弊,户部尚书毕自严也认为这种状况“相沿之久,难于核实,请无论军种民种,一照民田起科”。毕自严的意见得到了崇祯皇帝的同意。至此,辽东军屯完全停止,从法律上也正式完成“民田”。
  辽东地区的每一座堡城,既是一座防御的军营,同时也是屯田军的驻地。始修于正统八年(1443)的《辽东志》,是一部明代官修的志书。据记载:“宁远卫,马军三千五百八十,步军二千六百三十五,屯军二百二十五,盐军六十八,铁军四十九。”嘉靖四十四年(1565)刊行的《全辽志》,肯定了前人的说法。
  明代时屯田制度的实施,对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强边固防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  兴城地区位于辽西走廊中段,依山傍海,河道纵横,土地肥沃,气候宜人,早在新石器时期就有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。辽、金、元时期,依水而居的游牧民族学习中原文化,在这里牧渔耕猎,留下许多历史遗存。明代为了稳定政局,加强边防,极力倡导和推广军屯,强调发展屯政,不仅为缓和阶级矛盾,减轻国家经济负担,而且通过大规模屯田,引种黍、粟、麦、稻、豆等作物,丰富了作物品种。使地区从游牧文化很快转化为农耕文化起到积极作用。这种游牧文化、农耕文化、商业文化共生共存,从而形成了辽东地区多民族生态结构。
  辽西地处边陲地带,地广人稀,生产颇为不发达。自实行大规模屯田,招引流民,安居守业,使关东“数千里内,阡陌相连,屯堡相望”,不仅恢复和发展了地区社会经济,解决了大部分军士粮饷,重要的是达到了强兵足食,使地区综合实力不断增强。以致在抗御外敌入侵,能够坚壁清野,凭城固守,赢得宁远之战、宁锦之战大捷。
  农垦田地的日益增多,不仅有效促进和影响了地区农牧渔业生产,使“田人富谷、泽人富鲜、山人富材,海人富货,其得易、其值廉,民便利之。”也促进了当地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。宁远与辽东各卫,就像关内各州县衙门一样,派有官员胥吏巡查市肆,管理民间商务。特别是在边境开设粮市、马市、木市等农贸活动,促进了汉族与蒙古、满等各少数民族之间的经济交流、文化交流,改善民族关系和边疆政治形势与环境,真正起到巩固边疆、发展边疆的作用。
  在明代洪武、正统、成化、正德、嘉靖、万历年间,关东地区水旱蝗等自然灾害时有发生,通过屯田积粮,不仅保障军需,而且从卫到所,都及时对灾民进行抚慰和救济,保障度荒。
  明代特有的卫所制度,以兴学储才,移风正俗为建学目标的卫学应运而生。卫学其生源以军伍弟子为主,兼顾民籍子弟。入学以粮代资,开设儒学和武学教育。明代重视佛教文化,不仅官府建造寺院,也鼓励民间缮修宗教场所。宁远城内的文庙及周边的灵光寺、仙灵寺、望海寺等具有一定规模。这些寺院不仅作为宗教中心存在,更是地区的文化中心,为促进当地的社会和文化发展产生一定影响。

(责任编辑:赵爽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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